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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七)

  这时,总统是黎元洪,他的外号是黎菩萨,大概因为他“有求必应”。这年年尾(或者明年年头)第一届众议院议长外号吴大头的吴景濂,他原是国民党党员,后来他不去“护法”,仍就做他的议长。那时,检举袁世凯叛国的京师总检察长罗文干,正任王宠惠内阁的财政总长,发生了一件奥国庚子赔款舞弊案,吴大头原是有政府背景的,他一口咬定罗先生舞弊,可不依法向法院告诉,也不由政治程序由国会提案清政府查办,他却和总统府的“幕僚”串通了,一面请黎总统径把罗先生拿交法院,这件事原是倒阁的计划,其实罗先生是个“强项”清廉的官儿,后来经财政部一个科长徐行恭挺身替他作证,他的冤枉是表白了,可是,吃了个眼前亏;王内阁终究让了他的陆军总长张绍桢;住在张绍桢宅里“佳客”黄郛做了外交部长,他到任第一件公事,就是签字在这退款案上,他后来对我说:“我拿笔还发抖的。”

在罗文干先生捕交法院以后,国务总理王宠惠、外交总长顾维钧、教育总长汤尔和是一起的,王宠惠没法救出他的财政总长,汤尔和主张总辞职。第二日在汤尔和宅里晚饭,汤尔和提出他的主张,顾维钧不作声,王定惠说:“尔和,你是医生,只要救人,我是负救国责任的。”汤尔和立刻答复他;

“人家正要打倒你,你还想救国?”王宠惠还哆噱了一回,但是,他们毕竟提出辞职,陆军总长张绍桢镇却不“连署”。我呢,自然也辞职。

我离开了教育部,仍回北大教书,直到曹锟的伙计王承斌撵走了黎菩萨,曹锟用“贿选”做了总统,吴佩军拿曹锟大儿子的资格,入京“清君侧”,枪毙了曹锟的“男嬖”李燕青,令冯玉祥出关讨伐张作霖,冯玉祥中途“倒戈”;把曹锟软禁在延庆楼,由黄郛出来“摄政”;黄郛先生和我在北大有同事的关系,他原来是教育总长,参预冯玉祥先生软禁曹锟的计划的,所以由他代理国务总理,由他的内阁摄行大总统职务:后来他把教育总长让出来给了易培基,通过李石曾先生的关系,请我去帮忙,我便第二次任教育次长了。

那时(十三年冬天),冯玉祥先生带了国民军第一军,孙岳先生带了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先生带了国民军第三军,都是革命的行动。孙岳。胡景翼两位本来都是革命党,实际,这件事和广东孙中山先生有关系的,所以孙中山先生也就宣言要“北上”。在前,孙先生和段棋瑞、张作霖发生了联系,合作讨伐曹吴。不想这时,段棋瑞深恐孙先生到了北京,他就不能和孙先生争地位;他本是袁世凯部下龙、虎、狗三杰里的一只虎(龙是王土珍,狗是冯国璋),他很想继承袁世凯的大位的(王士珍不欢喜争权,也淡于名利),所以他不赞成袁世凯做皇帝,袁世凯“金匾”题名(袁世凯造了一座“石室”,里面置了一个“金匮”,匮里放一本册子,题上三个人名,预备他死后揭开来看,谁是第一名,便继承他的地位,段棋瑞也在里面),却把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名列第一,预备传位给他,被段棋瑞晓得了,自然更不赞成袁世凯做皇帝,并且露骨反对,才被袁世凯监视了。袁世凯死后,冯国璋倒被举了副总统,并且补了大总统,徐世昌也赶上他前头,做了大总统,甚至曹锟也坐过这把椅子,段棋瑞自然不甘心这时再退让了;所以他便“近水楼台”(他住天津)一下子带了他的幕中人章士钊、林长民、梁鸿志、李思浩一辈先到北京;他却不肯继承曹锟的大总统的“统”,自己以为他是革命的,就想出一个特别名词,叫做“临时执政”,这还有一点怕孙先生来不得下台的意思吧。

段棋瑞一到北京,立刻组织政府,发表梁鸿志做秘书长,龚心湛做内务总长,吴光新做陆军总长,李 X X做海军总长,章士钊司法总长,叶恭绰交通总长,摄政内阁里三个次长留任,外交部沈瑞麟代理部务,农商部刘治洲代理部务,教育部便是我代理部务,我对于“出处”向来自主,不和别人商量的,因为不当和人商量的,不过这时我为我的做官完全不是个人主义,此番应该怎样?便访问几位朋友,如张继、王法勤、李大钊、马裕藻等等,听听他们的意见,有些说:“段棋瑞也是军阀,不做下去好。”有些说:“教育部关系革命很大,我们不应放弃,何况孙、段是有合作密契的。”我从多数的意见,就继续做下去;可是,我成了直接的当家人了。幸而段棋瑞心上也没有教育两个字,所以推广或革新教育根本不必谈,我只把北京的大中小各校维持得好,虽则薪水不能不欠,我总每个月使各校的朋友相当满意,尤其注意到中小学方面,所以大家对我“宛如家人”,我那时就感觉到应该负责任的不积极去负责任,就自己搞糟了;我也掏不出腰包,不过我心心在这辈朋友和青年子弟身上,不怕麻烦,用些手段(我用的手段,绝对避开“阴谋”性质,所以我向来反对对付人用手段,但是反对的是有“阴谋”性的手段),向财政总长麻烦:那时李思浩先生,可以说是很帮忙的,因为他总没使我失望过。

这个时候,后藏的班禅喇嘛额尔德尼被逐,投奔中央;在清朝,他是“国师”,“国师”来朝,有特别礼节,经过城门,要替他搭天桥,从桥上进城的(这是我据笔记的传说,没有查过《大清会典》),这时,自然两样了;但是,段棋瑞还拿皇帝接待“藩王”的仪式,赐宴一次,段棋瑞在台上居中南面,独占一桌“酒席”,班禅喇嘛在台上右边稍前一点,也是南面独占一桌“酒席”,我们国务员和“满蒙王公”,每桌六人,每个国务员配上满蒙王公五人,大约有十多桌,都在台下,当时还召了北京名角唱戏“侑酒”,谭叫天的孙子谭富英不过十八九岁,演了一出什么,我忘记了,然而他唱的是戏中戏,我是这出戏里的一个配角。

在我回杭州任一师校长的时候(十年),北京北大、师大的青年在杭州的,许多和我联系了(那时,有马黄党的一个名词,是杭州教育界保守派造出来的:黄是指黄人望先生,还委屈了蒋梦麟先生,称他做蒋腿),他们认为我是可以发挥革命作用的,从我再到北京,益发有青年集中到我这边。这时,北京地下工作的国民党渐渐露面,共产党也早在地下做工作,因为国民党已容纳了共产党,所以,秘密的公开的只是国民党,我被任做北京特别党部的宣传部长。

国民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北京特别党部和北京市党部都有代表赴广州出席。那时,朋友们要推我一走,我没法分身,就推了张国焘、许宝驹等几位。许先生问我有什么建议?我说:“革命一定在几年里成功的,不过国民党得了政权以后,立刻要拿东西出来,我觉得现在已是急需预备的时候了,你可替我转达一点意思,请总理(孙先生)注意设两种机关,一个专门做调查工作,一个专门做研究工作,调查的材料供给研究,研究的结果来做计划,免得‘措手不及’。”后来,许先生回来,答复我是:“总理接受这个意见,很高兴;但是,孙先生说:‘军费浩大,专设机关,恐怕不易,调查工作,我再设法,研究工作先叫王雪艇(王世杰的别字)他们做起来,我津贴他们些。’”(那时王先生们正办了一个什么周刊。)

不久,孙中山先生扶病来到北京,北京的知识青年,没有剩了一个,都涌到东车站,要见一见孙先生的颜色,市民也疯狂似的挤到正阳门前,路也不易通过;我还兼了一个国务员的身份,和龚心湛等都在停车的地方“恭候”,车到了,我便上车,碰着了吴光新则要下车,他是从天津伴了孙先生来的,他向我说:“先生在里面。”先生是国民党里对孙先生一个恭敬的称呼,我就向头等车卧室找到了孙先生,看他“满面病容”,着实感动,他是为了什么?孙先生也就起身下车,直赴协和医院,后来又迁住铁狮子胡同顾维钧的住宅。

如织的光阴,到了三月十一晚上,我刚从铁狮子胡同回家不久,想睡了,杨杏佛一个电话,叫我快去,我晓得孙先生到“弥留”的时候了,急忙又赶了去,果然,孙先生这天就离开了中国国民,也和世界诀别了。十二日有国务会议的例会,我正要看看段棋瑞的态度,到了段宅(那时,国务会议都在他的家里开的),晓得国务会议为了孙先生过世,停开一次,这是前清“辍朝”的例子。看见大家都在段棋瑞书房里,我也走了进去,段棋瑞正在议论孙先生说:“辛亥革命,不是孙中山的功劳。”章士钊就接着说:“是的,章太炎也这样说过。”段棋瑞就拿出他做好送孙先生的挽联来,叫大家推敲,特别对李思浩说:“赞侯,你是进士出身,你斟酌斟酌。”李思浩自没说话,也就商量到孙先生“饰终典礼”,不过“照大总统在职病故例治丧”,派内务次长王来办理。

孙先生的遗体定第二日下午二时入殓,段棋瑞原说来送殓的;可是,到了一时,还未“驾到”,电话催问,说是脚痛不来了,派内务总长龚心湛,“恭代”;说到龚心湛呢,孙先生在伦敦中国使馆被囚,那时公使正是龚心湛的叔父,龚心湛这时也正在那里。这日上午,王 为某事办得不妥,李烈钧和他闹起来了,王 把他的老同学汪精卫请出来,才算顾了面子;但是,已经给大家一个不痛快,这时听到段棋瑞说来不来,还派龚心湛代他来,青年们添了一把怒火,还亏几位前辈压住了,其实段棋瑞正因为革命党和成千上万的青年都在那里,他怕呢。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段棋瑞发表的教育总长云南唐继尧的代表王九龄到京,先有人来对我说:“他到一到任,仍要回云南的。”叫我仍就做下去,王先生也来周旋一下;可是,王先生是抽大烟,早被各校晓得了的,他们议决反对他,他到任的时候,他们一群代表要当面和他为难,我自然为难了,不免进劝一番,他们说:“这不是你的事。”我正为难,而警察总监朱深伴同王先生到部(向来没有这种例子),朱深找我先谈,要我替王先生去向各校代表解释,这分明是给我一个难题;但是,假使他不是警察总监,还有商量,他拿警察总监的身份向我说这话,我自然一口口绝,不能照办,马上送出“辞呈”,朱深大概也去报告了段棋瑞,当晚下了把我免职的命令。

我这次在教育部,却遇几次学潮,如北京医专、美专、农专、女高师,却都不是“索薪”问题,而是他们校内教师、学生双方都有政治关系的风潮,就是国民党内的国共斗争,倒很费了我的心;同时有一件事情幸是我在教育部:原来内务部得到情报说共产党首领李守常(就是李大钊)在各校活动,咨请教育部查办,我把他压下了,否则李先生不必等到张作霖做大元帅就会被捕。

我又回北大任教授了,教育凤潮也多而激烈了,革命的气氛也笼罩着北京了,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南京路的血案消息传到北京,我和国民党许多朋友就组织了五卅惨案后援会,我就任了最高职务的名义,那时会所设在东城,我却住在西四牌楼大拐棒胡同,每日到会办事;有一日,有人告诉我,有侦探跟着你来,第二日我从家里坐人力车走出胡同,果然见一个不三不四的人对我的家门坐着,旁边搁着一辆自由车,他见我的车子拐了弯儿,就骑了自由车跟着,我已觉察了,直让他跟到后援会相近,我突然下车问他:“你奉了谁的命令跟我?”他立刻转身就逃,以后胡同口上便没人坐着,车子后边也没人跟着了,原来这也是朱深对付我的。

后援会办了一件痛快的事,就是英国公使馆的华人罢工,这件事闹了十来天,工友们都同意了,却要一位资格最老的中文“文案”董先生参加方行,这位董先生在英使馆有二十五年的历史,再经五年,就可以得养老金休息了,他自然舍不得这个职务;但是,我们朋友把爱国大义说他,居然也被说动了,但许他必定给他找个职务,因为他的家累的确也重,不能一日没有事的,他似乎不相信一辈青年朋友,最后由我和朋友们招待董先生和使馆华人代表谈判,他们晓得我是有地位、身分的人,便答应了。罢工实现,英人大吃一惊;那时惨案还牵涉日本的,因此,日公使馆也起了“戒心”。可是,我到今朝还觉得做了一件对不起人的事,就是没有给董先生找到职务,因为事关外交,机关里都不敢请教,结果,英国人识相,都把他们请了回去。

这年的冬天,因为段棋瑞对孙先生有背信负义的行为,而且他渐渐地“敌视”国民党了,王九龄果然不久回去云南,章士钊兼署教育总长,他是段棋瑞“智囊”里的一个,替他出力对付教育界,北京的国民党人尤其是青年,对段棋瑞极度不满意了,便来一个首都革命的口号,学生和文化界工商界的民众联合上两万人,由自由车行牺牲一天的利益,把自由车做了一道阑栅,在天安门宣布了段棋瑞种种罪状,我是被推做主席的;段棋瑞派出队伍,“如临大敌”。但是,因为有广大的民众参加,他也不敢怎样,大概他还是一个清朝的秀才,读过四书五经,还看看佛经,他脑子里还有人民不可欺侮的观念。散会后群众分队游行,在激昂的气氛里,打毁了一两处段棋瑞部下要人的住宅,烧了晨报馆,因为他平日有反革命的言论表现。

后来(不记月日了),又有一次,仍想在天安门集合,做更大的行动,北大学生由第三院出发,我和朱家骅各领了一队,正要出去,大门已被警察封锁了,大家回头,开边门走,这时,我反成了“殿后”的,而且已离开了队伍,不想边门也有了警察,幸是少数,所以走得快的都冲了出去。那边门平常不开的,门槛离街道上有二尺多高,我刚要下去,被警察飞起一脚,正中了我的鼻嘴,都发木了,只好“铩羽而归”;天安门的群众也被军警驱散,但也没有伤害。

十五年的头上,段棋瑞改行内阁制了,许世英做国务总理,易培基又做教育总长了。那时,教育经费仍是常常发不出,许多朋友和我计划,我们本来主张教育经费独立,孙中山先生也赞同我们这个主张,我们还是再来试一试,拟了一个教育特税办法。那时,浙江省长夏超派了黄人望到京,和许世英先生接洽事情,就由黄先生和许先生接洽,得许先生的赞同,许先生和我本来相识的,因此,就在国务会议上通过这个提案,而且发表了我督办教育特税事宜;我明晓得这件事当然不是段棋瑞愿意的,而且也绝不容易办,因为历史的关系,尝试一下,果然会同办理的财政部、京兆尹,表面上敷衍我,实际上连督办公署的经费也无着落:不到一个月,“三?一八’的事情发动了。

这时,北京的国民党党部已分成两个,一个是“西山派”,由林森、邹鲁、张继、谢持一辈领导的,他们怕国民党被共产党篡窃了,他们反对阶级斗争,他们主张国共仍就分开;但是,他们是孤立的。我呢,虽然信仰社会主义,却不赞成暴动政策,我和李大钊谈过,他在共产党的纪律底下,没有表示,后来他们常有红字的传单,明白鼓励暴动,我因此也参加了西山派。(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