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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八)

 “三一八”的事情,我算是西山派党部的参谋长。这日也有头两万人浩浩荡荡地直趋执政府,呐喊的声音,一里外都可以听到,各校的教授,尤其是北大的教授参加得很多,段棋瑞调了卫队警察想镇压我们,群众又围住了他们,互相争持了几个钟头,群众不散,段棋瑞的卫队开枪了,被伤害了十七个(这系凭我的记忆,怕还不止这几个),又遭驱逐,群众才退。这件事情,两个党部虽则对立,也各自计划,但行动上都要争先,后来因为西山派方面没有受伤害的,有说西山派不过出来敷衍敷衍的,这是冤枉了他。

  十九日我便写了一个辞职呈文,痛快地教训了段棋瑞一顿,我也被通缉了;因此,又进了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吴敬恒、李毓瀛、蒋梦麟、朱家骅、易培基也都住在法国医院或六园饭店。以后张宗昌进北京,杀了《京报》总编辑邵飘萍。(比邵飘萍先被杀的是《社会日报》总主笔林獬,他别字少泉,在报上的笔名就叫白水,他在袁世凯时代就办报,被袁世凯每月送三千块大洋封了口,一时“起居”阔绰起来,他倒并不自欺,公开地对人说;“我变了金人儿了。”)黑暗光临北京文化界教育界的头上了,随后吴佩孚、张作霖都到北京,他们大有桃园结义的气概,拜了把子;北京因此更加恐慌,我才“易服”(我除了做官不曾穿过西装,这次却换了西装,扮了商人模样)混出北京,直回杭州。

  这是十五年的夏天,这时浙江省长夏超是我的朋友,在我做浙江教育厅长时候,他是浙江全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他很不满意外省人统治浙江,所以愿意我留在浙江,可是,我一忽儿也离开了;这次我回杭州,就先托黄人望劝他参加革命,他正对孙传芳和他的部下、督办浙江军务卢香亭不满意,因此,被我说动了,就请我代表到广州和国民政府接洽,大概是中秋边的事情。

  当我还没有离北京的时候,我觉得革命的力量,还是需要集中,不当分散,曾经和几位青年(西山派)表示我的意见,这样孤立而不能发展,是违背了革命的“宗旨”;回南以后我又和一位青年说了,希望他们赶紧加入军事工作,他们果然接受了我的建议,联名登报声明脱离西山派(王昆仑、许宝驹等都是这时退出西山派的);等我代表夏超到广州,他们已经有七八成都担任着革命工作了。我在广州和中央党部主席张人杰先生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先生接洽妥当,委任夏超做“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理民政事宜”,回到杭州,交代清楚;我晓得夏先生的决断力比较是弱的,而且他只有保安队和警察两部分力量,不免增加了他的迟疑,我就冷静地等他一下,到了蒋介石统率的中路军已和孙传芳在江西正面接触,孙传芳集中了他的兵力来对付,我就请黄人望许宝驹两位去催促他发动接应,他和他的十兄弟团商量一回,大家因为浙军周凤歧一师被孙传芳调赴前线,恐防有碍,周凤歧也是十兄弟团的一个,不能不顾;当然,这个消息会立刻传到周凤歧那里的,周凤歧就瞒了孙传芳,把他的部队向浙江撤回,这也是周、夏的斗争。夏先生得到这个消息,立刻找我决定宣布独立。那时,卢香亭部下两旅也开赴上海了,省里都是夏先生的部下,我请他立刻出兵开赴淞江,防御卢部过来,他办事不够密不够快,一则,不曾把在省的卢香亭部属扣留起来,致被泄漏了消息,军事策略并未“谋定而后动”,临时布置,他和他的部属都没有军事经验,军事的技术也差,再加保安队的训练也不够,而且他在平时为了避免卢香亭的注意,运输军火甚至训练军队,都是不能完全公开的;所以“仓卒之间”,不能立刻动员,及出发后还未到达枫泾,卢部孟昭月旅已快到枫泾,只得拆断三十八号大桥为抵御。这从军事上说,已失了“优势”。

  当时,就部署省政机关,除夏先生兼理民政已有“明文”外,仿广东例子,设建设、教育、财政、司法等厅,和夏先失商定了一张名单,现在只记得朱家骅长教育,我长建设。这日,因我在广州,由张人杰先生面嘱,请夏先生拨十万元付上海钮永建先生,这时,钮先生是驻上海,和各方接洽且筹划军事的,夏先生开了一张支票,由我找励乃骥先生立刻由早车带走,幸而车已通过。不曾出事。这日下午,我和蒋梦麟渡钱塘江,到绍兴,宿了一晚,第二日走宁波,由宁波乘轮船到上海,找钮先生想法补救,但是钮先生一下子也没办法。这日,晓得夏先生的队伍已折回嘉兴,卢部孟昭月和段XX两族都过枫径,大事已去,因夏部的战斗力太缺乏。杭州仍就被卢部占据了,孙传芳命令“通缉”我和黄人望、许宝驹、王强四个,我的名字“忝居第一”。

  我在上海,住在法租界蒲石路渔阳里里面的昌馀里;仍想更先生能够从上江(钱塘江上游)设法再振旗鼓”,一面请黄人望先生到九江去报告蒋介石,一面派了一位朋友到桐庐一带打听,没有确实消息;许多传说,也没法证明;后来听到他已到了上海,住在哈同花园,托人转托姬觉弥的同乡一位马姓的去打听,并不绝对否认;但是,这是上海滩的买卖行为,到底夏先生早在杭州被孟昭月枪毙了。

  据相当可靠的消息,夏先生的确想往上江走的,因为他的部队在上江的还不少;但是,他不知怎样,忽然回头从江干翻山过岭,到了西湖南岸,跟到他的是他的一位部下。他们每人腰上缠了几千元纸币,他自己胸前还挂了一尊西藏的护身佛,听说是班禅喇嘛送给他的;他们在黄昏时候,想往西湖北岸花坞地方去,不想遇到了哨兵,他的那位部下走在前头,相隔有百来步路,先遭哨兵喝住,问他:“你是不是夏超?”他只做了个姿势,哨兵便放了他,去向后面的人拦阻,原来正是夏先生。夏先生被捕,解到司令部,验明不错,孟昭月问他些话,夏先生只说:“你要枪毙就枪毙,没有话说。”这个消息,似有漏洞,但是聪明人去看他,可能是这样的,总之,夏先生是被捕而死了。

  这年年边,我得到蒋介石的任命状,任命我做浙江政务委员会委员,同时,委员除了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党员两位外,还有褚辅成、蔡元培、查良钊、魏炯、沈钧儒、朱少卿(还有别人,记不得了),主席是张人杰,代理主席是褚先生。那时,浙江省城仍就入了孙传芳手里,所以我们从上海到郭县(宁波)去就职(我在这时,把二十多年的长须剃去,为预备“亡命”)其实宁波也没有正式被收复,不过没有孙传芳的军队,只有浙江第二师的旅长石锋(和我是养正书塾的同学)在那里。我们当夜得了段XX旅往宁波开来的消息,就在魏炯先生家里宿了一夜,第二日大早,分头各奔前程。

  我和蔡先生同了三位青年朋友:一位是姜绍谟,一位是励乃骥,一位是戴应观从上海来的;这日,就请戴先生回上海报告我们的家庭,姜励两先生作伴同行,乘小火轮到象山县城宿一宵,晓得段旅已到宁波,我们又乘过山篮轿到东乡励先生家里,住了六七日,有象山县县知事要来拜访,虽则他并没有“恶意”,我们却有“戒心”,一伙儿又投黄公岙励先生的同学史文若先生家里,住上几天,风声还是不好,又投奔石埔励先生的妹夫纪先生家里,纪先生的父亲是一位孝子,又是慈善家,他在石埔是推一无二受尊敬的,石埔又是一个大镇,比较东乡,黄公岙局面开阔得多,我们倒象“隐居 阓”,不过久住总会泄漏消息,因此,雇了两只帆船,乘夜上船(这时多了一位励先生的同学王永祥先生同行了),我和蔡先生坐了一只,姜先生等三位坐了一只,我虽则“曾经沧海”,但是都乘轮船的,帆船漂海是第一次,白天倒也平常,夜里遇到风浪,听他们一辈船家转柁时呼叫的声音,和船身的倾斜起伏,倒觉得有点骨悚。我和蔡先生都是睡着起“腹稿”做诗,消磨了两天已到福州。

  这时,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已破了督办福建军务周荫人的兵,收复了福建;何总指挥还驻在福州,他的参谋长蒋伯诚是我的学生,快二十年不见了,北大的一位同学袁世斌正做政治部主任,正是“他乡遇故知”,而况在革命发展胜利的时候,自然都有不可形容的高兴。等到何总指挥离开福州,向浙江进发的第二日,我们也离福州往厦门;可是,我们一个同伴姜先生,却被任了指挥部参议,随军前进;原来姜先生是浙江江山人,这次入浙江的军队,正须经过他的家门,所以要他去做向导。

  我们在厦门青年会住了一晌,中间又去厦门对岸的鼓浪屿,逛了几个大资本家的花园(一个是中南银行老板黄奕住的花园),他们这些花园,简直是“官山府海’,有一家花园,原是明末延平王郑成功的水操台,这还不阔?我们又到泉州登了一座什么山,逛了开元寺,游了万安桥(小说里蔡状元造洛阳桥,就是这桥),万安桥跨两县的境界,活象长虹卧海,那种厚大的石料和建筑的工程着实可惊。又到漳州,逛了一逛山水,过一顶桥,是用二三丈长五六尺方的石头造成的(万安桥的石料没有这样长大),我不晓得当时没有起重机,是怎样搬运的。在漳州遇到一个县长,原来是我的朋友虞廷先生的儿子,虞先生(宇冷甫,浙江浦江县人)是章炳麟先生倡造的光复会会员,军界的前辈,辛亥年被一位也是我的朋友叫盛碧潭的为着政治关系暗杀了(国民党和光复会的斗争也是陈其美和陶成章的斗争);后来这位“少君”替他的父亲报仇,杀了盛碧潭“自首”,国民政府不追究他,这时,做了县长,我很感伤了一番。

  我们再逛了集美学校,回到厦门,计算何总指挥早进浙江,起了“归与”的念头,集美学校校长叶采真先生是北大毕业的,就用他的捕鱼轮船送我们先到温州(永嘉),晓得何总指挥部下一位军长曹万顺在城内,我们和他是在福州会了又会的,就连夜进城去和他谈了一回,晓得何总指挥巳到杭州,第二月就向宁波而进;到了宁波,满眼革命气象了,袁世斌先生正在宁波,水上警察厅长陈其蔚先生也是我的朋友,又是一团高兴。

  在宁波晓得褚辅成先生等已到省城,正在预备政务委员会重新开幕,我们又急急向杭州进发,路过绍兴,绍兴各界招待周到,我们什么都不须问,我又想到去年和蒋梦麟先生经过这里的情况,好象换了世界。到了杭州,住在青年里蔡先生的弟弟前任杭州中国银行经理蔡元康先生的宅子里(元康这时已过世了),以后就出席委员会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