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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十)

 在病榻上,有人来告诉我:“评议会议决,许你请假一年。”我说:“我援评议会议决教授请假规程,教授满五年可以休息半年,得支全薪,休息一年,得支半薪,我到暑假,已满五年,我为生活关系,请假半年,怎样会给我一年呢?优待我?怕你听错了。”他又打听了一下,再来告诉我;“没有错,问过出席会议的某系主任,他说:胡适之先生拿出一张字条,说;‘马先生请假一年’,就通过了。”我再请人打听一下,果然不错,我就提出了质问,蒋校长没法答复,只说;“仍送一年的薪水好了。”我说:“不行,决没有我请半年假,反而给我一年的,除非有理由。”这样一来,自然逼得我提出辞职书了。原来,他们给我一年的意思,是想叫我离开北大,因为北大的教授,还是每年送一次聘书的,如果我请假半年,假满仍就回校,因我和北大的历史关系,不容易不继续聘我的。

  我提出了辞职书,就有一个听我课的女生(万仲寅)来说:“女同学已决议向学校当局质问,必须挽留先生。”我说;“谢谢你们:不必,我向来‘言出事随’,挽留也不留的。”接着,男生方面也来请我绝对不可辞职,各校学生会也来请我“打销辞意”,我都谢了他们;“不要把我这件事,弄得这样严重。胡先生呢,许有不满意我的地方;(注2)蒋先生和我有交情,我不愿叫他为难。”

  蒋校长派秘书长退回我的辞职书,我不受,他自己来了,“道歉”一番;谈到适之,他也承认对我有不满,不过为着要我加增教课,我不答应;原来这时定了一个新例,教授每周至少担任八小时;我呢,只担任五小时,教的只有两门科目;但是历来已久了;从“六三”受伤后,身体总未复原,所以学校也优待不计;蒋校长提了这话,我就回答他说;“别人不提,你是从‘五四’来都晓得的,我替学校出过多少力,蔡先生曾在给我的信上说过北大赖我给他维持住的话(这封信为着保存师友们的手迹一直存着,日军侵犯杭州,有人把我的箱箧都打开了,我现在还不曾回去过杭州,不晓得遗失了没有?),我对你也帮助得不少(当然是为公的),我的身体,还未大好,难道不可以原谅些?”他只是把聘书再三地留下而去,我也终究退还了聘书,就回杭州。

  这年秋末,我逛了一次四川。我怎样会有“雅兴”和“资斧”,去逛四川?原来,四川从辛亥革命以后,一直是“川人治川”,虽然他的内部也不够和好,但是对外还能团结,所以蒋介石用了很大力量,才把他的军队和平地进入四川。当然,这对四川的老军阀是一种压迫。当时赞办四川军务的是刘湘,刘湘在四川军阀中说起来,。比较是好一些的,可是他也不能例外,要保持他的地位,抵抗蒋介石的压迫。蒋介石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主义,是反蒋的很好资料。这时,我们抗日救国阵营方面,自然也该利用这种机会;国民党三民主义联合会的王昆仑曾偷偷地去过成都,见过刘湘。这时,刘湘的财政厅长刘航琛因公到京(南京),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和王昆仑是同学。王昆仑是反蒋的;这时,他和许宝驹、周一志、郭春涛等有一个小组织,正在做反蒋抗日的工作;因此,他就和刘航琛密商一番,要想说动刘湘,联络各方来扩大反蒋抗日的力量,逼使蒋介石对日抗战。这时,中国共产党正号召全国抗日,我们就作了决定,要人到四川去,因为我是年辈较长并且在社会上也较有地位,他们就要我向四川走一趟。

  十月十一日,我离开了我的衰老多病的母亲,从杭州起身,经过南京,绕到北京(那时北京叫做北平),和许德珩等商洽一番,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和许德珩、杨秀峰,邢西萍、张申府、程希孟等也有一个小组织,这个组织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为运动的目标的,所以,我在南京和王昆仑讨论未来政治路线的时候,我探王昆仑的意见,他爽快地答复我是“红”的,我才决意走四川。

  在津浦路车上同行的是一位桐城人,姓尹名寿松号秀峰,他在清末就担任奉天交涉使衙门的工作,后来又帮张作霖办外交,这时,他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外交委员会办事。他告诉我许多外交上的情形,还告诉我“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经过,他就是管这件事的。我要求他把协定抄给我一份。我到北京的第二日,就去访他,他就给了我一份“何梅协定”。看了真叫我“怒发冲冠”,这哪里是协定,只是日本帝国主义向蒋介石下的一道命令,里面把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蓝衣社”指出来,要他解散(自然是指就地的),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竟甘心恭顺到这个田地。后来,我把这份协定抄本送给了刘湘。

  我这次到四川,是用游览的名义,我的朋友、学生四川人也不少,所以公开地和他们酬酢往来,还由他们导游了成都的名胜,和新都的杨升庵祠堂、宝光寺,又去灌县看了离堆。在成都的时候,学校电台请我说话,我借此做了抗日的宣传。可是,遭到一个困难,就是军官学校成都分校也请我去演讲,这是蒋介石的重要机关,而且是军事机关,不去不好,自然答应去,去了又怎样讲话?考虑了一番,我决定了给他们讲三点:一,军人自身就是民众。二,军人是民众里一部分分工做保护全国民众而研究学习保护技术的。三,武力是民众的,须保护民众。总结到国难严重,民族临危,希望他们负起保护国家的责任。这次听众是全校的学生,据说有四千多人,总算没出什么乱子。

  我在成都不过和刘湘谈了两次。因为他犯了严重的胃病才好起来,出来见客还要人扶着他走;而我和他毕竟“素昧平生”,自然不好一下子说得深切。他在谈话中还露出许多顾虑。对他们这样的人说话,要了解他们的地位、环境、企图,因势利导才会有效。这当然是须要日子长久,还得见面多。所以,我只能把大势和他本身的利害方面开说一下,他想把我留下帮他的忙,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老母正在病中,所以答应给他找一个帮助他的人,我就仍回北京。可是,我病了,在医院里由许德珩告诉我:中共方面有人要来看我,约的时间是第二日的下午四时,为的是要我到西安去,我准时候着他来,却没有来。等过了时,我出去了,到晚饭回院,工友报告我:‘有一个人来看你,也不留名片就去了”,不晓得是否就是中共朋友。就在这几天内,我得到我的老母病重的电报,急急回了杭州。才晓得我的老母因为受寒而得了肺炎,但已好转;到了十二月十二日消息传来,蒋介石在西安为张学良扣留。十六日晨,得许宝驹电报,叫我去南京,我晓得一定为了西安事情关系很大,要我去商应变的办法。我因为母亲病情好转,暂时离开两日,尚不要紧,便告别母亲,当晚起程。到南京后方知朋友们仍希望我走一趟四川,因蒋介石集团想进兵西安,就在二十一日晨乘飞机入川。二十二日和刘湘的参谋长傅真吾谈了一回,二十三日访问刘湘,知道他已有四项主张的通电发出了。二十五日午前即得蒋介石已被释放的消息,那末我就没什么要事须再留川,可是,我们已把郭春涛介绍给刘湘做顾问,郭春涛有电相告他来的日子,因此,等他到了,又和刘湘一谈把春涛留下,我就回北京。却又得了我母亲病危的电报,急忙回杭。”这时已是二十六年的一月了,不幸的我,竟在这月的二十六日,失去了慈爱的母亲。

  我失掉了母亲,又感到家国的环境,都使我的心上好象裂了一个创口,除了一个悲字以外,再写不出什么;急急地把母亲安葬好了,想学“云游僧”了;但是,我不但痛恨一辈酒肉和尚,还对什么高僧,都不敬重;因为他们拿“法施”二个字遮盖了他们分利的劣行;假使他们真正本着大乘佛法,应该个个和尚都是社会主义的信徒;所以就是我的朋友象弘一法师,都认他为只是一个自了汉,他的影响,也不过多几个自了汉,这种自了汉,还比不上一个终身服务田地上的农人,反过来,他们却靠农人来养活,否则他们也不能自了。所以我和还有几位朋友象夏丐尊、许炳堃先生的,常常辩论,他们都只好说:“一个人总是要个信仰才有安顿。”(夏先生的话)或者“我的确信仰西方有乐土,临终会有佛来接引了。”(许先生的话)只算我的“法力”敌不过他们,然而我认为他们还没有把“分别我执”破除,“终身学道”,只是被“小我”在耍把戏。

  我在六月初,因为已给母亲安葬好了,闲着在家不是道理,就带了极支绌的一点旅费,先到了北平,住了一个月,又想转到西北去走走,因为我没有到过西北;不想旅费还未筹到,“七?七”事件发生了,我只得又回到杭州,虹桥事件又发生了,我晓得世界的战事还会因此而起,上海是绝对不安全的,但是,也是相对可以避避乱的。其他的地方,因为我就没有力量,打不起主意了;就从“八?一三”前几日来到上海,直到今日还没有离过上海。

  杭州的之江大学,迁到上海,曾经邀我去担任了一个学期的课,不想因为上下公共汽车、电车,把我的右臂关节炎又弄得严重起来,右脚又有点不便走路,因此,什么地方也不能去,什么事也不得做,实际做了上海“寓公’。但是我哪里有“寓公”的资格,简直没法生活下去,因为我是在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当过主席的,自然不能露面,这时(二十八年夏天)我只得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朱家驿两位先生,如今写在下面。

  不奉教益,忽及三秋,遥颂兴居,伏析康祜。伦自廿五年夏,谢别北大,困蛰至今。国难方强,避地于此。以伦平生志尚,戮力为民,当此艰危,义无默处;况曾发曲突徒薪之谋,岂乐冒行与言违之诮;乃以体近半枯,不胜行役,兼之膏株未储,望途而叹,遂使投鞭有愿,致忾无从,既背心期,动形梦寐:仍岁以来,僦居斗室,诡呼张禄(当时我变了姓名),据案疾书,著述自勤。盖惟报国之术,不限同途,从守势殊,古训并重;汗马之劳,虽非病质所胜,铅椠之业,犹幸弱腕能堪。伦自元二之间,草创《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中间奔走国事,亡命迁徙,屡续屡辍,今遇闲暇,已成定本,未乞写官。二年之中制二百余万言,右臂早中风寒,近患流麻窒斯。二疾并加,寤寐兼苦,比已饮食不能自快,作书运笔,亦感木强,然心力未衰,所愿尤大。伦昔著《庄子义证》《老子核诂》,流传海外,颇见引重,然成书在十年以上,更思修补,期臻美备;又欲就《说文解字》中阐发语原,别为一帙。以为吾国语言学者所取资。盖今世有瑞典人高本汉者,于汉语汉字颇有述作。观其张条陈范,据前证后,自足多称,而局促《广韵》,拘牵毛《请乡》,寻流探本,犹待 稣,而国人 相和,莫能扬榷。此伦虽谫陋,妄欲犹有所为者也。然伦计拙治生,迄无藏畜,频年衣食,资于故人,将伯之助,本得于无望,周急之途,日就于自柴。吾生未厌,来日犹长,一袭十年,勉可希于古式,三旬九食,实难堪于昔贤,不有援手,便成饿尊。伦素齐万有,不卑行乞,但念弱冠以来,鼓吹革命,文字歌哭,尚存方册。辛亥之役,亦竭所能,项城僭帝,独辞太学;盖欲树此风声,彰彼恶德;所以犯金革而置生命于不顾。区区之怀,岂为一校一事而已。其后滞北则首都揭竿,实参帷幕,归南则夏超易帜,颇费筹惟。伦之于国,既尽吾才,而国之于伦,忍视其死?若吹萧吴市,学步楚亡,于伦未辱,惧辱国耳。比者,孟森、钱玄同身后见褒;国家族宠,所以劝善;然比度所树,伦实过之;使伦竟不能生,一棺长掩,而后泽及枯殖,纵百其辞,何益逝者?且伦自念生平,小德多想,大义自闲。是以燕都之弓招累至(汤尔和派人来请我去做北大校长),叠山之弦响无更。固伦所以自立,亦伦所以为国也。夫昔殷土已墟而夷齐耻食周粟,今国家号召犹及四方,而使他日镌之墓石曰饿夫,或亦为在位者所不取。然伦体已近病,不堪力作;愿亲陇亩,无志簪缨;俾有三径之资,得续一编之业,长为无用,以没馀龄,所觊如此而已。近有桂林故人(白鹏飞先生正任广西大学校长)悉其垂 ,招使西移。而伦自审,残疾余生,不任舟车,况能跋涉万里乎?伦于孑丈,抠趋卅载,于骝兄亦把臂一时,今二公各握文化之璇玑,揽艺林之逸足,如伦驽骞,或同骏骨,用是陈衷左右,以裁死生。方寸慷慨,不能尽白,伫侍还音,有如望岁。(待续)